恩师陈文增先生酷爱学习，一生与书相伴，家藏数万卷图书，他也留下一句格言：“藏书不藏器。”他有着一种对文化的饥渴，从小喜爱诗词、书法，然而二十多岁的他选择了以定窑为职业，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学习，反而成就了他的“瓷、诗、书”三联艺术。有人很惊奇地问：“别人一生做好一件事都不容易，你却在三门艺术上都修到了这么高的艺术成就，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学习吗？”陈老师说：“时间都是挤出来的，学习是有方法的。白天是我学习陶瓷的时间，晚上回到家里是我学习书法的时间，所有的诗词没有一首是我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，都是在出差的路上、或是晚上在旅馆里写的。别人学，你也学，别人玩，你也玩，你怎么会比别人成功呢？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有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学习态度。我在县里任了几届人大常委，开会期间，我没有在宾馆吃过一次饭，因为在那里吃饭时间太长，耽误了我的学习时间。”他的付出成就了定瓷事业的恢复，被誉为：“名窑复兴时期中国定瓷之父”，在这个时期，我在他身边二十四年，也经历了在他身上发生的无数的故事，他的这些故事，就像是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，也照亮了我前方的路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就与陈大师相识了，那时候我上初中，因从小喜欢美术，当时曲阳最有名的艺术家陈文增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，和几个兴趣相投的朋友经常去他所在的工厂找他，请教一些书法方面的问题。只要他有时间，就会非常细致地给我们讲解，都是边讲边示范，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几张他练习的书法让我们学。他给我们的书法好多都是写在报纸上的，虽然是用的报纸练习，一行行都非常有序，一字一笔都很认真，就像作品创作一样，从没有随意乱涂，并且每一张报纸都写的满满的，不会浪费一点空间。当时只知道陈老师的家境很一般，后来与他的工友们说起来才知道，他每天上班八个小时做瓷器，下班后要用八个小时练书法，所以每一张纸，甚至纸上的每一个空间对于他来说都无比的珍贵。
一九九二年，陈老师与他的几个工友在曲阳城成立了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，我也成为了第一批工人中的一员。当时陈老师安排我学拉坯，因为喜欢，所以学习起来就很努力，更没有上下班的概念，一学就是两年。有一天，陈老师对我说：“永辉，我想收你做我第一个入室弟子。”我的成绩获得了陈老师的认可，当时心都快要从胸中跳出来了……。老师接着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吗？并不是你现在陶瓷做得多么好，而是通过这两年对你的观察，发现你是真正的喜欢这个工作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要是真正喜欢自己干的事，他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无条件的付出，还不觉的累，才能坚持下去，取得最终的成功。”老师的一席话立刻让我冷静了下来，让我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定瓷人对事业应有的态度，也为我注入了无限的能量。
公司刚起步的那些年，经营情况很差，陈老师的日子过得也异常艰辛。拜师后，为了学习方便，陈老师让我住在他家里，在他的书房边上专门为我收拾出了一小间书房，整天跟着他学习。陈老师管教很严格，每天晚上他不说话，我都不敢先睡觉，每次我睡觉时，他书房的灯总是亮着的。第二天清晨起床，总能看到他书房里的灯已经亮了，几乎是日日如此。每天下班，只要没有特殊事情，我和陈老师总是骑着自行车一起回家，有一次刚进门，师母就问陈老师：“你买菜了吗？”陈老师说：“我身上没钱，家里没钱了吗？”师母答道：“家里连买一棵白菜的钱都没有了。”只见师母说完就出门去了，陈老师和我依旧各自回书房看书，一会儿，师母喊我们去吃饭，我们每人盛了一碗玉米面疙瘩，饭桌上放着一大盘师母从红薯地里掐来的红薯茎，陈老师边吃边说师母：“你还说家里没钱，没钱你还炒蒜苔吃？”（那时候也只有过年才能买斤蒜苔，算是很好的蔬菜了）师母生气道：“美得你，你还想吃蒜苔，这是我从红薯地里掐的红薯茎。”陈老师笑道：“越说你越巧了，把红薯茎炒出蒜苔味了。我还得吃一碗。”尽管饭桌上的食物比一般老百姓的标准差了许多，陈老师的幽默却让我们每个人洋溢着快乐，从不觉得那些食物难以下咽。
“漫云当日气凌霄，器毁烟封又一窑。可叹三千回合后，嶙峋瘦马骨能敲。”这首七绝是1995年窑炉致坏，定窑研究陷入空前困境，陈老师发出的一声感叹。尽管这样，公司依然没有停产，全公司职工一年都没有发工资，临近年关了，陈老师东借西凑为工人们发了工资。在那次办公会议上，陈老师说：“公司经营不善是公司领导的责任，与工人没有关系，一个公司无论什么情况下，首先要保证工人的利益，而不是领导与股东，所以工人们的工资一分钱也不能欠，部门经理以上的都自己筹钱过年，一分钱也不发。”在会上，工人们也纷纷表示：我们也愿和你们一样，不要工资。陈老师在落下了感动的泪水，他说：“我有天下最好的工人，这是你们应得的工资，一定要拿，要高高兴兴的过年。”
为了成就我的艺术梦想，陈老师把我送到了保定师专学习了两年美术。九六年回到公司以后，发现定瓷既有的制作方式严重制约了我想要表现的东西，我开始通过变型、色釉等一些非定瓷制作手段表达我的情感，自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，我开始怀疑恢复传统定瓷的意义。直到九七年，陈老师的一件小口瓶被收录到《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全集》，陈老师说自己没时间，让我帮他拉几件小口瓶坯子，我立马应了下来，自认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做了几件让陈老师看，他给我找了一大堆的毛病，让我重新做，每次做完他都能看出很多的毛病，就这一个造型让我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后来陈老师把我叫到家里，随手在纸上画了一个盘口瓶，并给我写了两句话：“事出分寸，理可通之。艺差毫厘，道所不容。”他给我解释道：“做事情只要方向正确，大理不差，就可以说的过去。搞艺术，差一丝一毫都无法容忍。这个毫厘不是尺寸，是指内心的感受，要想做好一件东西，首先要明确心里究竟想要什么，在制作时与你想要的表现一丝一毫都不能差，才叫艺术。”
到九九年时，公司已经经营了七八年的时间了，公司的经济情况依然很严峻，但我们的销售税从来没有漏过一笔。当时公司最大的股东是胜利集团，有一次开完股东会，一起吃饭，在饭桌上一位领导对陈老师说：“文增呀，在公司这么困难的时期，不是让你偷税，但你可以合理避税，目的不是让你把税款据为己有，而是用在公司的发展上。等公司真正发展了，不但可以为社会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，还可以缴纳更多的税，这叫涵养税源。”我们听后都觉得这位领导讲的非常有道理，然而陈老师却说：“不管你讲的是合理避税还是什么，只要公司让我经营，我就不能漏一分钱的税。我跟大家打个比方，国家就是一汪水，企业就是水中的鱼，水越大鱼才能畅游。每家企业都照章纳税，国家才能强大，只有国家强大了，我们的企业、我们的产品才能真正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”从那天起，大家再也没有人提起过避税的事情，以至于公司经营好转后，三十多人的公司每年纳税三百多万元，连续十年人均纳税全县第一名。
2002年，我跟着陈老师第一次参加杭州西湖博览会，布完展，他就领着我们去游西湖，看了断桥，走过苏堤白堤。最后来到西湖边上的岳王庙，这里的游客非常多，岳飞墓前也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。这里依山傍水，确实是块福地，当站在那个又圆又大的白石冢前，每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。在墓地正前方跪着两个铸铁的塑像，便是秦桧夫妇，身后的月亮门两边还有一副对联：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侫臣”。陈老师看完，走到秦桧的跪像前，举手便打，张口便骂：“你这个奸臣，残害忠良，祸国殃民，打死你，打死你……”“啪啪啪”的巴掌声震撼着他身边的每一位游客，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行为上，我自觉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陈老师，别打了，这就是个塑像，再用力也没用。”陈老师的手还是没停，反而喊我：“永辉，你们也过来打他，打死他!”
2006年，定窑恢复生产30周年，我们请了许多专家过来搞了一系列活动，一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观看完陈老师的展厅，非常中恳的对我说：“你老师非常有才气，但他所有的定瓷作品上只有一种莲纹图案，这要是做个展览，就会显得非常单调，他可以多设计些纹样，不要像一般的民间艺人一样只会手里的一种活。”就这个问题，后来我请教了陈老师，问陈老师：“您以前刻花有鱼、龙、鸭、荷花、牡丹等那么多纹样，为什么现在只刻莲花了呢？”陈老师说：“无论是莲花还是其他的什么图案，它只是个载体，这枝莲花不是自然当中生长的莲花，是我心中的莲花。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什么，所以我刻一种纹样与一百种纹样没有什么区别。”后来我也不断观看他的刻花，虽然纹样题材没变，每个时期的感受却不同，刀法越来越自由，形式越来越内敛，原来刻花刻的不是刀法，而是心法。
2008年，汶川大地震，牵动全世界每个人的心，第一时间公司全体员工在陈老师的倡导下进行了捐款。之后的几天，每天下班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关注现场的救灾情况，每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他就泪流满面，第二天自己就捐一次款。师母为此很是担心，一是担心他的身体，二是本来家里的生活就很拮据，接下来的生活更加艰难。一直相劝，也没有起作用，直到他把家里仅有的六七万元存款全部捐完。之后，正好香港搞一个“汶川重建”拍卖会，陈老师亲自挑选了一件作品参拍，将36万元的拍卖款全部捐献汶川灾区。
2016年6月12日，陈老师走了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他的故事不会终结，他用一生的行动，实践他光复定窑的伟大理念，他的故事将由我们来续写，续写他人格与艺品的相互驱动。
